添加時間：2018-11-04 瀏覽量：0
香港《童軍月刊》把童子軍教育的興起，形象地歸結為是「一個人、一座島和一本書」的產物，「一個人」即童子軍的創辦人貝登堡，「一座島」即1907年童子軍露營實驗的布朗西島( Brownsea isand)，「一本書」即貝登堡所寫的「好公民指導手冊」—《童子偵探》。該作者還提出了這樣一種假設:如果沒有貝登堡勛爵，如果沒有布朗西島，如果沒有《童子偵探》，世界上仍會有童子軍嗎？事實證明，童子軍教育的關鍵在於貝登堡對於「偵探術」的轉化與運用。1933年，貝登堡在總結自己的人生教訓時，將自己從學校畢業後的人生歷程分為前後兩個不同階段，進而貝登堡認為，「偵探術」是將這兩個階段連接起來的紐帶。因此，「偵探術」是理解貝登堡童子軍教育及其思想的鎖鑰。可以這樣說，「偵探術」思想是貝登堡長期「偵探活動」實踐與總結的產物，將其運用於軍官和士兵則叫「官兵偵探」，將其運用於青少年則叫「童子偵探」，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童子軍教育。由此可見，所謂童子軍教育，也可以說是將「偵探術」加以改造和轉化，最終運用於青少年的一種實踐活動。然而，「偵探術」思想的轉向，並非簡單地將其從「士兵」移植到「兒童」即可，其間還經歷了較為漫長的過程。
通常而言，「偵探活動」是指戰前或戰爭中獲取信息情報的一種特殊活動，這些信息包括敵人準備、武裝力量、意圖、敵國國情、地理環境、動機等。而要高效地完成該項工作，則必須具有豐富的軍事學方面的素養與技能，亦即「偵探術」知識，如膽識與決斷、陌生鄉村尋路、快速一瞥、隱藏與避敵、跟蹤、斷跡、穿越鄉村、速寫、敵情收集與傳遞、看護、間諜、偵探服務等。貝登堡的「偵探活動」源於童年時代的「獵兔」和學生時代的「駕舟」。
貝登堡個人的「偵探經歷」到底始於何時？1908年4月，貝登堡在《童子軍》雜誌上談到，「偵探活動」對於兒童來說是一件有益的事，他從事「偵探術」時，自己還是一名兒童，當時是在假期，主要與自己兄弟四人一起駕舟旅行。可在接下來的回憶中，貝登堡則將自己「偵探術」的起點定格為校外的捕捉野兔。1926年，貝登堡在《兒童之家》的報紙上公開聲稱，「偵探活動」始於課誘捕野兔的遊戲，在學校附近小山的高地上，覆蓋著各種灌木叢，自己曾設下陷阱，以捕食野兔。1933年，貝登堡開始總結自己人生教訓，並提及自己還很年幼時，就在學校圍墻外的灌木叢中，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名邊遠地區的捕獸者和童子軍，常常潛伏觀察野兔、松樹、老鼠和鳥類的蹤跡。而作為捕獸者，自己還多次設下陷阱，捕捉和烹飪野兔。1937年，在接受采訪時，貝登堡強調，「偵探活動」的胚胎可以追溯到童子軍誕生很久以前，那就是自己還是孩子時，就一直對誘捕野兔感興趣，在此過程中，自己學到了很多「偵探術」方面的知識。
「課外獵兔」真有其事嗎？為什麽貝登堡最終要將它當作自己「偵探活動」的真正開端？實際上，這與貝登堡對自己所講故事的態度和對「偵探活動」觀的認識深化有關。貝登堡認為，即使在《童子軍》這樣的雜誌上所刊登的故事，其未必完全是真實的，但是其中許多故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其他則是由可能發生的事件構成，這常常是出於作者的「想象」。從貝登堡個人來看，他喜歡讀那些真正會發生在人們身上的「冒險」故事，因為這表明哪種類型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從而教會我們怎樣去「準備」和應對它們。正因為是抱著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並做好思想「準備」的態度去看待「故事」，「獵兔」本身不僅具有一定的「冒險性」，而且也符合「偵探術」所需要冒險者具有膽識與毅力、隱蔽與追蹤等方面精神和一些知識的要求，既然「偵探活動」在廣大兒童中大受歡迎，所以貝登堡將自己年幼時的「獵兔」「追加」作為「偵探活動」的開始也未嘗不可只是這種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小，所以，貝登堡反復交代，捕捉到野兔這樣的事「不是經常」發生，但他卻可以培養「偵探術」所需要的「品格」。同時，隨著童子軍教育實踐的深入，貝登堡認為，「偵探活動」是一件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偵探活動」就是獲取信息的藝術或科學。由此觀之，「獵兔」不僅對兒童充滿誘惑力，而且也是一項關於野兔信息的觀察、推理、判斷的活動，其環節完全與「偵探活動」相吻合，更主要的是，「獵兔」還是對一個人智慧、意誌、註意力、體力等「品格」的考驗與磨煉。所以，在貝登堡看來，「獵兔」真實與否就無關緊要了，關鍵在於通過該項活動，培養和鍛煉相應「品格」，為將來做好「準備」才是其真實意圖所在。這一點，從貝登堡的體會中我們可以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