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軍教育的爭論(二)

添加時間:2018-11-25      瀏覽量:0

軍教育的爭論,其焦點在於童軍是否是一種軍事組織,其訓練目的到底是培養「士兵」還是「公民」,雖然該場爭論最終以貝登堡勝出,但其對貝登堡童軍教育的發展卻產生了深遠影響。

 

目前,在學術界,對童軍教育形成了「軍事訓練」和「公民訓練」兩種看法。前者認為,愛德華時代「軍國主義」思想對青年運動的影響十分深遠,貝登堡借鑒軍隊「偵探術」訓練兒童,使得童軍或多或少帶有軍事色彩和性質。對此,質疑貝登堡童軍軍事性質的歷史學家將其疑問總結歸納為以下六點:隱藏在貝登堡童軍計劃背後的動機是什麽?貝登堡童軍組織現存管理成員多為各種軍事性組織成員,這意味著什麽?童軍直接涉為軍事準備的內容嗎?童軍項目在設法引導兒童對海陸軍隊產生興趣嗎?如果沒有來自各方面的批評,童軍組織不知道有多麽濃厚的軍事色彩?童軍的歷史編年記載說明了軍事的重要!中國個別學者認為,貝登堡童軍,完全是「軍國主義思想」的產物。Michael rosenthal認為,早在1904年貝登堡便產生了通過「童子偵探」訓練的軍事健康教育思想。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歷史學家 John springall,他認為貝登堡童軍組織的主要目的是訓練年輕人為戰爭做準備。而Alen warren則認為,貝登堡優先考慮的是「偵探術」活動在「公民訓練」方面的作用,而非軍事化和宗教方面的作用。據此, Warren進一步主張,貝登堡的「童子偵探」主要是發展青少年的戶外活動和實踐訓練,以培養青少年具有「男子漢品性」,尤其有關自身健康以及個人和民族健康的培養。但作為對 Wareen觀點的回應, Anne summers t雖然批評了一些著作以「軍國主義」和「社會控製」的概念框架,去格式化「童子偵探」的趨勢,但其得出的結論是:青少年們確實在以一種不加批評,甚至十分熱心的方式為1914年的戰爭準備做回應。

 

客觀而論,貝登堡童軍所采用的「偵探術」直接來源於一種軍事活動,這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並且從童軍組織管理者稱謂看,早期童軍首席助理教練員被稱作「副官」,第二助理教練員被稱作「下士」,具有明顯的軍事色彩,但為了避免社會指責童軍組織是軍事性團體,不久貝登堡就取消了這種包含有某種軍事意味的稱號,並規定:不按照軍事原則露營,不模仿軍隊遊行,不鼓勵建立軍號隊等軍事色彩的活動和組織。這也表明,對童軍軍事性質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貝登堡采取措施,以撇清童軍與軍事的關聯性。貝登堡曾將來自童軍內外對「偵探術」批評的各種意見歸納為:軍國主義、缺乏宗教訓練、濫用主日、缺乏軍事訓練、戰爭舞蹈和表演的荒謬。其中,「軍國主義」列為榜首,這說明各界人士對此爭議最,為此,貝登堡明確將「童軍」作了「戰爭童軍」(WarScouts)與「和平童軍」( PeaceScouts)的區分。貝登堡認為,「和平童軍」應具備精湛的「偵探技能」:能在荊棘叢生中度日,能隨處識途,於蛛絲馬跡處知曉破綻;他們懂得在遠離醫生的時候,如何保持強健體魄和面臨危險毫無畏懼,以隨時準備面對任何危險,並總是熱心相互扶助;他們習慣於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國家有難,便會毫不猶豫慷慨赴義。並且,貝登堡還一再強調,自己所說的童軍是指「和平童軍」,童軍教育雖然采用了露營、偵探等活動,但其目的卻是希望通過這些活動,青少年能得到全面發展,並且成為英國的「好公民」,而非「士兵」。

 

既然「英國童軍」、文恩與貝登堡均主張童軍教育不是培養青少年成為「士兵」,童軍應該是一種和平性質的組織,而非軍事化性質,為什麽又會出現對此問題的爭論,並由此導致童軍組織的分裂?分析起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國力日漸衰微,尤其是經過近三年時間的南非戰爭,國內掀起了「反戰運動」,這使得英國人對宣稱「準備」銘言的童軍組織普遍感到擔憂,以為其是在做未來的戰爭準備。文恩就是抱有這種思想,並積極對其加以抵製的人,應該說反對戰爭和各種軍事組織是人心所向,也是很好的輿論口號。其次,脫離貝登堡童軍協會的「英國童軍」,合並了《夥友》周報所組織的童軍小隊,成立了「童軍夥友聯盟」,並得到了該出版商的大力贊助。而貝登堡童軍也是得到了另一家出版商的大力支持,才蓬勃發展起來的,所以英國童軍」與貝登堡童軍協會的爭論與分化,其深層原因還有商業利益競爭方面的考量。再次,由於文恩將「貴格會」教派的領袖引入童軍組織,該教派主張「和平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和暴力,而且還主張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別人尊敬自己,不起誓。這與童軍入隊必須起誓,遵守和服從童軍規律的原則是相沖突的。所以,這種爭論還具有不同宗教派別教義差異的色彩。最後,貝登堡與文恩分道揚鑣,是其各自對實現和平途徑分歧的反映。貝登堡明確主張,其創立的童軍是一個和平組織,並極力幫助人們受到和平事務方面的教育,而且這種教育不局限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而是針對全世界,是通向世界「永久和平」的一個重要步驟。文恩認為,戰爭神聖是一種犯罪,是一種對上帝神靈的褻瀆,不是真正信奉上帝仁愛與憐憫的教義。要阻止戰爭,不能只是口頭上誇誇其談人類的兄弟情誼,而應將服務世界和「童軍皆兄弟」奉為信條,並實實在在付諸行動,即將世界各國童軍塑造為一個團結的整體,以實現世界和平。由此可見,兩人通過童軍實現世界和平的目標沒有兩樣,但是,除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原因外,以下的幾個方面因素,也導致了文恩等人判定:貝登堡童軍是不折不扣的軍事組織。

 

第一,對於童軍教育目的的誤解。有人認為,童軍身著的服裝,是直接來源於南非治安隊員的裝束,童軍手中使用的童軍棍是治安隊員手中的槍轉化而來,因此,從外表看,童軍具有明顯的軍事色彩和痕跡。再加之「 scouting」與「 Boy scouts」這樣的字眼,造成很多人帶有偏見來看待童軍教育,以為「 scouting」就一定與軍事演練和戰爭運用有關,而忘記了其和平目的的使用。

 

第二,在童軍教育的初期,由於教育管理人員多由轉業復員軍人擔任,他們與當時存在的各種軍事組織均有著密切的聯系。據統計,1910年,250名童軍負責人和委員中,有140人曾是供職軍隊的士兵或從軍隊中退休的軍事教官,有軍事背景的教練人員占教練人員總數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六。即使到了1912年,這一情況不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比例不斷上升,352名童軍負責人和委員中,有247人均有軍隊背景,其所占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對此,貝登堡是這樣解釋的,招募退役軍人參與童軍教育,是因為實在是難以找到有閑暇時間和精力的紳士們來從事該項工作,商人們忙著自己的生意,鄉紳還有其他許多要盡的義務,而且這些從軍隊退役的軍官們也希望為國家做點事。由此看來,以從事教練人員的身份背景來判定童軍一定就具有軍事性質,未免顯得有點偏頗。第三,童軍訓練野外生存及救生等技能,確實很快就可以在戰爭應急狀態下派上用場,並服務於戰時需要。以上原因和多種因素的疊加,使得反對者攻擊貝登堡童軍為軍事準備組織並非毫無根據。

 

童軍的分化與軍事性質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貝登堡對童軍教育與軍事、宗教、政治方面的關系進行總結和歸納。其直接結果就是貝登堡童軍教育「非軍事化」「非教派化」和「非黨派化」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