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對童子軍創始質疑的辨析（二）

中國童子軍創始時間和創始人早已為當時官方所確認，為什麽《童軍導報》會對此提出質疑？甚至不惜采取人身攻擊和主觀臆測的方式？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在中國童子軍內部，圍繞中國童子軍教育宗旨分歧所產生的「派系」論爭，但從深層次來看，這是對中國童子軍教育領導權的爭奪所致。

抗戰勝利後，國民大會召開，中國童子軍總會正欲脫離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控製，成為一個獨立社會團體，中國童子軍教育的「派分」思想波瀾再起，童子軍內部關於童子軍教育的宗旨又產生了很大分歧和爭論。張忠仁、嚴家麟一貫主張童子軍是一種兒童品德教育，是「非黨化」的教育，兩種主張相互之間沖突也日益明顯和激烈。據曾經擔任中國童子軍總會總幹事的黃佑前回憶，1944年在重慶舉行全國童子軍服務員招待會上，當有人說「三青團和童子軍是同路人」時，張忠仁毫不客氣地回擊道:「童子軍教育是一個國際性質的，旨在培養少年兒童的品德教育，它已走了三十多年了，到今天我們才知道和三青團竟是同路人!？」可見，張忠仁對將童子軍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相提並論非常敏感和反感，而且十分在乎這一點。他主張，童子軍教育應該堅持其國際性，並認為中國童軍教育實踐與此相吻合，一直貫徹童子軍教育是「培養少年兒童的品德」的宗旨。同時，我們從中也可以窺見，因為童子軍教育主張的不同，持不同見解者之間是形同路人，一言不合，就劍拔弩張，相互之間關系十分緊張，如此緊張的關系，自然會因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彼此之間產生爭論。

此次爭論以後，在談及中國童子軍教育的目的和中國童子軍總會的性質時，張忠仁又重申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認為:「童子軍教育與舊有教育不同之點，在培養青年兒童自覺、自發、自動、自治的精神，重在品格的訓練，在日常生活行事中培養其優良的品格和生活技能」；「我們童子軍這個團體，原系一個教育文化社團，如其他教育文化社團應歸教育部方面管轄一樣，只是改由教育部管轄而非隸屬於教育部」。張氏的言論表明，關於童子軍教育宗旨，張忠仁的主張自始至終是一貫的，在他看來，「品格訓練和生活技能培養」既是童子軍教育與其他教育的區別所在，又是童子軍教育的著力點，它不僅不能與黨團組織發生關系，而且連行政色彩也不能具有。從這一點來說，張忠仁與貝登堡「非黨派化」的童子軍教育政策是相一致的，所以，張忠仁才進一步主張，中國童子軍總會雖應歸教育部管轄，但它並不是教育部的一個下屬單位，而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教育文化團體」。由此可見，張氏以上的主張與中國童子軍在於培養「三民主義的繼續者」的目標，以及中國童子軍總會歸三民主義青年團管理的現狀，很明顯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遭到指責和攻擊就在情理之中了。

關於嚴家麟認為童子軍是兒童「品格」教育的主張，並拒絕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作的情形，曾擔任文華童子軍大隊長的宋伯廉回憶:中國童子軍總會欲把童子軍作為三青團的預備，嚴家麟不肯合作，他的宗旨是「……生火、救護、旗語通訊、烹飪、縫紉、結繩……戰地青年服務隊，培養集體生活能力、勇敢、助人…」。以上回憶表明，在童子軍教育宗旨和目的方面，張忠仁與嚴家麟的主張高度一致，即均認為童子軍教育應該註重兒童的品格和生活技能訓練，他們是童子軍教育「非黨派化」的堅定支持者和踐行者。然而《童軍導報》在發刊詞中卻旗幟鮮明宣稱，其宗旨是「研討如何以三民主義的精神，配合到童子軍教育裏面去」，可見，該報刊「黨化」中國童子軍教育的主張和意圖十分明顯，而國民黨認為，中國童子軍教育宗旨是「發展兒童作事能力，養成良好習慣，使其人格高尚，常識豐富，體魄健全，成為智仁勇兼備之青年，以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而臻世界於大同」。

由此看來，《童軍導報》與中國童子軍教育宗旨是高度吻合，二者「黨化」童子軍教育的主張十分明顯，雖然我們不能就此肯定地說，對中國童子軍創始提出質疑的人與張忠仁和嚴家麟一定是不同的另一派，但作為以《童軍導報》為陣地的質疑者，至少他們在童子軍教育宗旨等方面必須與《童軍導報》的主張保持高度一致，方能發表這種言論。因對張忠仁和嚴家麟兩人「人品」的懷疑，最終導致對中國童子軍創始時間的公然否定，背後隱藏的就不僅是童子軍教育觀點的不同，而且還折射出對中國童子軍教育主導權的爭奪。實際上，早在國民黨接手童子軍不久以後，童子軍教育的「派分」及由此產生的對中國童子軍教育領導權的爭奪就已經存在，而且到了中國童子軍教育後期，這種爭鬥變得越來越激烈。關於這一點，黃佑前回憶，抗戰時期，中國童子軍總會「還是循著童子軍教育原理的道路，建立了一些童子軍理論基礎」但好景不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又「時刻要抓童子軍總會的領導權，這種爭奪，從中國童子軍總會開始籌備到正式成立，就一直存在著。當時在童子軍教育的性質與原理上的兩種主張是:認為童子軍是少年兒童品德教育方法的一種，因為是嚴家麟創始的，因此說他是教會派；另一種是認為童子軍是軍事訓練，以戰前總會負責人劉泳堯、趙範生等為代表的軍人派，由於國際童子軍輿論的約束，軍人們在表面上無法改變中國童子軍總會的性質」。可見，圍繞童子軍教育性質主張的不同，自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開始，其內部就一直展開了對中國童子軍教育領導權的爭奪，並由此在中國童子軍內部分成了不同的派別，在一段時間裏，中國童子軍教育雖一度走上符合國際童子軍要求的「正軌」，但這種情況事實上很快得以改變，三民主義青年團掌握了中國童子軍教育的領導權，中國童子軍總會的性質只是在形式上得到了保全。因此，《童軍導報》對中國童子軍教育創始時間和創始人的質疑，可以看作是這種「派分」鬥爭的延續，並由此發展成對童子軍教育主導權爭奪的考慮，而非出於學術考量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