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童子軍早期創始時間的辯證（二）

綜上所述（中國童子軍早期創始時間的辯證（一）），即使嚴家麟本人關於童子軍創辦的時間，前後幾次均有很大出入，而在後兩次最為詳細的回憶中，嚴家麟只字不提受學校委派，向英人學習童子軍方法後才創辦文華童子軍這一細節，而強調是受到該校圖書管理人員韋棣華女士的影響，在研習童子軍方面的相關知識後，集中兒童宣誓創立了文華童子軍。為什麽會出現相差如此懸殊的情形？難道僅僅是時間久遠使回憶出現了偏差？還是有意為之呢？筆者認為，嚴家麟另有「隱情」使然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國民黨接手辦理童子軍之初，就指責外國勢力掌控的教會學校所辦理童子軍實為「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工具」，所以，國民黨要采取嚴厲的「三項登記」管理措施，以確保中國童子軍「國民黨化」，從此以後，中國童子軍也被稱為「黨童子軍」。上海西童公學為共濟會所建，很明顯具有濃厚的教會背景，嚴家麟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創辦童子軍，怎麽能向「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工具」的「教會童子軍」學習呢？這確實是諱莫如深的事，因此，後兩次回憶不提及向英人童子軍學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事實上，由於嚴家麟的教會出身，以及所謂童子軍教育註重品格培養的「教會派」主張，使得他逐漸被「淘汰」出了中國童子軍中樞組織。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成立不久，「童軍聞人」的嚴家麟，作為中國童子軍籌備處籌備委員，發起和承擔了《中國童子軍總章》《中國童子軍基本原則》《中國童子軍總章施行細則草案》《總會籌備程序》等多種重要提案的起草和負責工作。不過，此時也恰逢童子軍界主張:「總會內部工作人員，須以思想純正，能實行三民主義而不實現教會主義者為合格，凡思想教會化或結黨營私，發展個人主義者，均應徹底解決，以肅黨紀。」此則電令表明，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之際，實行「三民主義」還是「教會主義」是選拔童子軍工作人員的根本標準，並將此上升到「黨紀」的高度來加以甄別。面對如此形勢，由於嚴家麟宗教神學身份出身和教會工作經歷，加之自己認為童子軍教育是兒童「品德道德教育」的主張，所以他被戴上了「教會派」的帽子。1933年2月，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改組，嚴家麟被「改組」出局，而只被推為中國童子軍設計委員會組織組委員。1934年，嚴家麟退出童子軍總會，回到武漢辦理童子軍事業，對此，有人不免發出「我們捐除意見都來合作努力的幹吧」的感嘆。這說明，嚴家麟所謂的「教會派」身份，使得他在童子軍界內部處境十分窘迫，最後迫不得已退出了中國童子軍總會，所以，後來他不提及向外國人學習童子軍辦法也就不足為奇。但據相關史料記載，嚴家麟雖然被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作了「降級」處理，並主動退出了中國童子軍總會，但在此之前的1933年4月14日，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設計委員會組織組開會審查「確定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為我國童子軍創始紀念日案」會議時，嚴家麟作為「出席人員」參與了該會。也就是說，關於中國童子軍的創始時間，嚴家麟不僅是提供者和知情者而且也得到了官方認可。1942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更是隆重召開紀念大會，並授予嚴家麟「中國童子軍創始人」榮譽稱號。因此，最後兩次回憶，嚴家麟只能照此言說，並以創始人的身份述說自己創立童子軍的來龍去脈，學習英國童子軍的事實就成了「難言之隱」，並且還將自己創立童子軍的時間「提前」為1911年，說成是「自學成才」創始童子軍的。

 

由此可見，從時間發生角度看，1915年離嚴家麟學習英國人辦理童子軍方法一事較近，其應比1932年、1944年、1948年的回憶更為可靠和準確，加之文華中學校長盧春榮回憶的印證，1913年嚴家麟創建童子軍應更可信些。考慮以上所說國民黨對「教會童子軍」的態度，嚴家麟的教會出身和經歷給自己帶來的遭遇，以及中國童子軍創始時間獲得官方認可，在後兩次回憶中嚴家麟放棄1915年的說法應屬於一種有意之舉。因此，綜合以上因素來看，嚴家麟創辦童子軍的時間應該是1913年2月25日，而不是通常所說的1912年2月25日。對此，筆者還將從當時學製規定和社會形勢兩個方面入手，對文華童子軍創始時間為1913年2月25日做進一步闡述。